一方面中枢除了朱沆等有限数人外，也没有其他人有足够的威望，去坐镇葛伯奕残留种种影响的荆湖南路。

另一方面朱沆虽说内心更忠于赵氏宗室，但无论是他作为先帝旧臣的核心代表，还是他与潜邸系理念差距太远，又或者世人皆以为朱家早就投靠京襄，都注定朱沆与葛伯奕残留在荆湖南路的人马尿不到一壶里去，甚至还能彼此牵制。

作为洞荆湖寇主要肆虐的区域，荆湖南路的生产在过去几年里受到极大的破坏，当地人口流失严重，而又有大量的流民滞留。

理论上荆湖南路是可以进行大规模清田屯垦的，但考虑到葛伯奕残留势力的影响跟不甘雌伏，考虑到江南东路的江北区域应首先推进清田屯垦，徐怀暂时还是希望荆湖南路保持现状，先进行平稳的过渡

。

朱沆各方面都算得上过渡时期、坐镇荆湖南路的良选。

当然，徐怀也得防备朱沆有别的谋算，另荐程益出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以便司空府对荆南有一定程度的掌控。

徐怀回到泌阳，司空府府署也将常驻于泌阳，也需要对京襄路制置安抚使司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主要核心职能部门转入司空府之后，京襄路制置安抚使司之下同样恢复帅、漕、仓、宪四司分置的格局。

京襄路乃是司空府的根本之地，徐怀还将继续兼领制置安抚使，程伦英则出任京襄路转运使、提举常平使执掌漕司、仓司，兼知南阳府事；徐武坤出任兵马都部署，执掌帅司，即负责京襄路地方守军的编成、组织以及除泌阳城之外的城寨守御之事；此外，徐怀还举荐周鹤长子周良恭出任京襄路提举刑狱公事，执掌宪司；史轸长子史珣出知泌阳县事。

而在司空府层次，史轸执掌长吏院兼领五路度支使，依旧稳居京襄吏臣之首，主持司空府大小政事；韩圭授任军师祭酒，执掌主簿厅，居僚职之首，主持枢机案牍等事；徐武碛执掌司马院，负责马步军及水军的组织、编练、军法监察、城池营造、军械被服制造、后勤运输补给、军事指挥学堂建设等军务相关事宜。

军情参谋司升格为与长史院、司马院同等级别的一级机构，除了军情侦察外，更主要侧重于作战筹划及执

行等事务，实际将成为司空府的作战指挥中枢。

以往主要负责军情刺探等事的周景、张雄山就难以胜任主官之职了，徐怀则将陈子箫调入司空府，执掌军情参谋司，周景、张雄山以参谋军事作为陈子箫的副手，共同执掌军情参谋司。

陈子箫离开之后的蔡州行营，由唐盘出任都统制兼知蔡州府事，韩路荣为副都统制。

此外除了铸锋堂调归司空府直属外，云阳、淮源等地的工矿基地，也都随着军械监、工造监的升格，从京襄路划分出来，归为司空府直属。

虽说“逃京之变”令预定的渡淮北伐拖延下来，但也为以京襄为主，梳理帝国方方面面的军政事务提供了难得的缓冲时间，为淮西地区的生产恢复，为靖胜、骁胜、宣武诸军将卒家小的迁徙、安置，争取了难得的缓冲时间。

包括从牛首山义军及建邺府军中招募将卒新编一镇战兵隶属于宣武军麾下、驻守建邺等沿江地区，靖胜、宣武、骁胜三军总计十四万将卒，家小总计六十余万，全部迁往潢川、固始、光山、商城等县，共完成坞寨、城垒修善四百六十余座，修缮、新建屋舍三十万间；恢复及新垦田地一百五十万亩。

虽说诸军眷属安置工作进程还仅完成三分之一，后续还需要新建三十余万间屋舍，新垦三百余万亩田地，以及修缮大量的堤坝、河渠、道路等配套设施，才能算初

步完成安置，但看到京襄投入如此之大的人力、物力快速推进相当事宜，诸军将卒的士气也是难言的旺盛。

靖胜、骁胜、宣武诸军皆仿效天雄军设立十数座中初级军事指挥学堂，对全军基层武吏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短期军事轮训；同时靖胜、骁胜、宣武诸军半数以上的中高级军将，也都到设于泌阳的高级军事指挥学堂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军事轮训。

庐、和、舒、蕲以及荆州南四县等地的流民安置工作也逐步展开。

传统的流民安置，都是由州县出面，发放少量的口粮、农具，使之开垦无主荒地，开垦后田地皆为自有，可以免除一定年限的赋税。

由于流民自力更生的能力极为有限，这种放养式的开荒安置，过程极其艰苦，流民需要长期忍受饥病、风餐露宿，大部分人都未必能熬到苦尽甘来之时。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开垦的土地以及半熟地，又常常会被勾结官府的士绅宗缙大规模侵占，从一开始就导致土地授配不公。

京襄主导的流民安置，工作则要细致得多，会调派大规模的乡吏进行人员组织，主持垸寨、屯寨以及道路津桥、河渠的修造，会集中人力物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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