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在的人均粮食、肉类、禽蛋、奶制品、蔬菜、食糖、食用油占有量来说，帝国平民以上阶级的民众，生活水平已经可以稳定超过温饱线。

经济处在平均线上的平民家庭，三五天吃一顿细面白米，十天半个月割一顿肉，平时粗粮干饭管饱是能做到的。

平民阶级甚至还可以通过购买国债或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多少储备一点备用资金，将来孩子长大了娶媳妇盖新房，都用得着。

在现在这个时代，让数千万人口达到这个生活水平已经是个很夸张的成绩了，未来史书上来个共和盛世的评价都不算太过。

就算是庶民，以目前的食品占有量来说，纵向对比其他朝代，至少也能混个粗安的评价，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农闲时喝粥，农忙时吃饭，平时找机会打打短工挣些零钱卖点针头线脑，或者年底的时候给婆娘孩子扯几尺布做件新衣裳，也不是太难的事。

奴隶的生活就差的很远了，除了那些在大户人家做奴婢的幸运儿，在穷苦地方开荒的奴隶或者大农场、大矿场的农奴、矿奴就不得不依靠狩猎小兽，或者在杂粮粥里掺杂自行采摘的蘑菇、野菜、橡子等最粗粝的食物，半饥半饱的勉强维生。

如果不是帝国在节假日时期偶尔发放的一点糖和廉价的鱼肉和下水碎肉做的香肠充当安慰剂，并且给奴隶保留了上升通道，这些奴隶估计早就爆发大规模死亡潮或者直接武装起义了。

帝国其实是不缺粮的，给奴隶更多粮食也不是不行，但这样就无法给各阶级拉开生活水平，无法刺激低阶级的人努力向上爬。

更何况，帝国需要更多粮食储备，以应对不时之需，或者平衡国内粮食市场。

在以往的朝代，连续丰收容易引发粮价暴跌，从而伤害农民生产积极性，正所谓“谷贱伤农”。

但欠收自然更不好，那就不是伤农的问题，而是有可能动摇国本了。

帝国领土范围内，这几年大部分地区还可以算是风调雨顺，结合一直如火如荼的全国水利工程改造、大规模集体灭害虫行动以及相对丰富的肥料来源（畜牧业的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畜肥，此外帝国还有南洋的鸟粪石资源）的支持，帝国核心地区的土地单产一直呈现一个稳定上升的趋势。

为了平稳物价，目前，帝国对各地主粮作物执行国家定价统购统销政策。

具体来说，就是每年收获后，去除农业税、农民自身来年所需的种子和自家食用粮之外，其余粮食国家按照标定价格统一收购。

根据各地种粮成本，统购粮食价格略有调整，不过都高于私人粮店的收购价，以此避免《多收了三五斗》之类的事情发生。

这种统购并不具备强制性，只不过国家购粮价格最高，农民若是想卖粮，只有卖给国家才是最赚，而农民也需要现金购买肥料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余粮完全不卖也是不可能的。

这就相当于国家出面，直接把粮食收购价托起来。

之后国家对外出售粮食，同样会按照各地行市酌情定价，通常比收购价略高一些，因为收购、储备、出售都是有成本的，帝国也不能赔本。

这个定价不会太高但也不会太低，若是私人粮行愿意降价抢市场那么帝国鼓掌欢迎。

若是奸商们想要抢先大规模吃进，然后囤积居奇，那么帝国也不反对——帝国手里掌握着北大荒和安南省等地庞大的国营农场，又有农业税做支撑，廉价粮食足以淹死所有敢做类似尝试的私人资本。

实际上，在江南的某些地方，这种经济战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比如在金陵，1795年秋收的时候，帝国以新币2两一石的价格敞开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而各大豪族掌控的私人米行给出的价格只有1两，结果就是，除了租子（这个也被规定上限了）和农民从银行借钱还贷（帝国清欠积帐，理所当然的限定了利息，并且很大一部分欠账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否决）外，豪族们几乎就没收来什么粮食。

等到1796年，赣省一些地区发了大水，粮食欠收，豪族们正准备运粮过去高价出售，准备大赚一笔的时候，帝国又在赣省以3两一石的价格敞开卖粮。

要知道，帝国粮食到来之前，当地士绅甚至自己就把粮价炒到10两一石了！若是加上外地豪族，这个价格本应该提高到15两甚至20两，直到逼得农民卖田卖屋，卖儿卖女，最后把自己卖掉才能有一口吃的的程度为止。

趁着灾情兼并小户土地，以及放贷，这才是大多数大户发家致富的常规手段。

为了不放过这一好机会，金陵、杭州（临安）、扬州，来自江南各省以及赣省本地的豪族前所未有的团结起来，大规模吃进帝国出售的粮食，人为制造粮荒。

但是帝国就那样不声不响的运粮，容易发大水的地方，航运通常都很发达，一艘大船就能运来几千上万石糙米，因此帝国也不怕运力不足。

结果，半个月的时间内，帝国向灾区运进三百九十万石粮食！不仅把粮价死死压在三两一石的水平线上，还让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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